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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 题：中国人的“文化获得感”从何而来？
——专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
中新社记者 王诗尧
北京冬奥会上，倾注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创意惊艳世界；节假日里，身穿汉服的年轻人们洋溢着笑脸，为街头增添一抹亮色；网络直播间中，“乡土艺术家”透过一部手机将家乡的非遗绝活，向千里之外的网友展示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十年间人们以古为新，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不断融入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带给国人源源不断的文化获得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日前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近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十年间，国家对文化事业始终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民众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人们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良好条件。
十年来，中国新增15项世界遗产，6个项目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名录、名册，6项文献遗产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5处地质公园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张颐武指出，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非常显著，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过去十年间，随着新国潮的兴起发展，年轻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愈加紧密。故宫变身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文具、食品、服饰等文创产品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传统戏曲通过互联网的传播焕发了新机……
资料图：故宫博物院内太和殿与水中倒影形成“镜像”。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在张颐武看来，“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他强调：“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十年来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更大大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中文热”席卷全球，努力学说中文的海外学子遍布世界各地。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阅读中文小说、观看中国影视剧等，他们学习热情高涨，令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受众群体持续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发展的成就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之中，而是在十年间遍及城乡。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谈及乡村文明之于中华文明的特殊意义。他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向乡村延伸，扩大乡村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不论是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还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文化都具有引领作用。文化之于广大乡村，既有产业以及物质层面的帮扶和支持，亦有精神上的赋能。
“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张颐武如是说。(完)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石。您认为国人的文化自信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十年来又有哪些提升？
张颐武：中华文化既开放又能保持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家园，也是文化传承积淀、提供民族主心骨的力量。
近十年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提升有非常重大的进展，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深入人心，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增强等。
这些年来，我们经历了建党百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抗战胜利7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都提振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凝聚力，加深了对中华文化的尊重、关爱。每个中国人都感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也让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得到了提升。
中新社记者：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到“让文物活起来”；从一系列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法律法规的完善，到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的健全。十年间，中国普通百姓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有什么切实的“获得感”？
张颐武：国家对文化事业高度重视，并提供大量支持，向中国百姓分享文化发展成果，为百姓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素质提供了良好条件。
像“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让文物活起来”都是国家支持的重大项目，目的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从哪来”的问题搞清楚，让中国民众对中华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大量考古发掘，让地下的文物和地上的文献互证，使得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的基本脉络已经比较清晰。
“让文物活起来”则是社会给普通公众提供分享文明成果、了解历史传承的机会。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博物馆，还有许多文化馆、图书馆等，公众分享文化成果的机会更多了。优质文化资源的传播，让大家更方便地体会到了文化对自己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互联网建设中开展了一系列普惠的重大工程。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后，大家会发现通过网络贴近中华文化、与文化对话的机会更多了。网上有丰富的文化资源，5G建设扩展到农村，农民们也能更快享受到文化发展成果。
同时，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如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以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等，都提供了很好的文化供给。
近年来，古田持续加大对古田会议会址等革命旧址群的保护与利用，传承红色基因、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资料图为2021年6月7日拍摄的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中新社记者：近年来，“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等蔚然成风，国潮、国风成为新时尚。这十年间的文化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和积极意义？背后原因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文化产业领域有成为新国潮的潜力？
张颐武：这些年来的“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诗词热”，其实都是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产生更深入了解的冲动，满足自己与民族历史亲密接触的强烈愿望。
新文明的创造要和传统文化紧密连接。为了让年轻人传承传统文化更没有障碍、更容易接近，文创产品是非常好的创新亮点，许多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都受到年轻人的喜爱。另一方面，《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节目的播出，也让“诗词热”“考古热”在日常生活里发挥了作用。
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比如热爱汉服、热爱各种传统文化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很多网络社群来关注传统文化，这些都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未来发展来看，传统文化的传播会有很多新的局面，包括未来在元宇宙里传播传统文化等。再如时尚产品领域，像球鞋的设计，这些年来都出现大量传统文化元素。
许多人已经自觉把传统文化的精神融入到产品和日常生活中，这些都会为未来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坚实基础。“新国潮”为文化提供新的可能性，最终也会成为优质的文化资源。
国潮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阶段。国潮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变成新时代的新东西，也就是以古为新。这样，我们民族的深厚根基才能够不断在老干上开新枝。
中新社记者：近十年来，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果？未来将如何创新、发展，不断推陈出新？
张颐武：中国文博行业发展势头良好。一方面，一些重要的博物馆不断创新，比如故宫成为网红打卡地，故宫文创产品也非常流行；另一方面，十年来新建了很多博物馆，比如中国工艺美术馆这样的新馆非常吸引人，还有一些民间博物馆也有很好的发展。
现在几乎每个去旅游的人，到达一地后就一定要去参观博物馆。这样的情况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各行各业的人参与到博物馆行业，例如义务讲解员等工作。博物馆收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文献，起到保护作用；博物馆又将这些文化瑰宝传播出去，起到传承作用。
图为《乾隆题“五经萃室”匾与“五经萃室记”围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中新社记者：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与传承领域做出了哪些努力？未来将如何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张颐武：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人”来传承，它和周边的社会环境、社区文化等紧密关联。十年来中国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可以说为全人类的非遗保护做出巨大贡献。
一方面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这是文化传承非常关键的部分。比如现在中国有300多种传统戏曲，戏曲不是文献记载，要靠人来传承。目前300多种戏曲都有人来传承，通过人传承下来，才不会让传统文化流失。
另一方面，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兴趣增强了。有关爱者、传承者，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活到未来。未来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非遗文化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新社记者：新冠疫情和防控常态化塑造了哪些国民文化生活中的新形态？又带来了哪些行业发展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张颐武：新冠疫情是这几年来非常重大的事件。但在这段时间，我们的文化发展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新亮点、新趋势。其中一个方面是互联网文化传播变得更加方便、快捷，更能服务于每个个体，这是疫情带来的非常重要的变化。
比如一些戏曲演员或是一些县级剧团演员，他们都是非常好的非遗传承人，但因为疫情没办法线下演出。通过线上传播，也能得到很多跨地域观众、文化爱好者的高度认可。互联网发展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撑、助力。
因为疫情受到冲击的行业里，跟文化联系密切的旅游业是其中之一。旅游业也创造了很多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让文化传播能走得更远。比如为周边游提供很多优惠措施，对推动文旅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来看，疫情虽然对文化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新机遇。当人们突破这些限制，便在新的领域里得到了很多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发展路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在哪些方面获得了成效？未来，文化领域可以为乡村振兴做哪些努力？
张颐武：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历史上提升和改善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文化助力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方面，优质的电视节目现在可以通过“村村通”工程无障碍收看，5G的普及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助力。另一方面，乡镇的文化中心建设，对于农村的文化水平提升有重大影响。农村人口在物质上告别贫困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更多的享受、升华。所以，未来包括文化馆、群众艺术馆以及博物馆的建设，都会进一步下沉到农村。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利用，国家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源，令许多乡村获得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以文化特色推动乡村旅游，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
其实乡村振兴与文化发展是互相扶持、互相支撑的关系。乡村振兴让中国农村焕发活力，让我们的乡愁有归宿；而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乡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中新社记者：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时，更应注重哪些方面？
张颐武：十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对于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向全球传达中华民族声音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过去中国文化出海往往是在精英领域或是比较小的领域传播，现在则在大众文化传播层面也有很多成功范例。
资料图：2021年9月7日，北京，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展上的故宫角楼巧克力月饼吸引观众。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比如中国网络小说，在全球吸引了很多爱好者；中国影视作品在非洲和东南亚等地，有非常固定的受众群体。这些文化作品对讲好中国故事发挥了正面作用。
未来在推动中国文化出海时，传统渠道仍将发挥作用，比如在海外华人间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将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与凝聚力。同时可以借助新媒体力量扩大海外传播影响力，比如大家津津乐道的“李子柒现象”，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取得的坚实成果。
另外，在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如何适应当地受众需求，令其更容易体会到中华文化魅力，我们还需要做更多努力。
东西问 | 刘宏：“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中新社北京1月4日电 题：“本土化”与“跨国性”交织，新加坡华人新移民身份认同如何嬗变？ ——专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作为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国家，新加坡对于思考华人新移民社会认同和跨国主义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个案。近年来中新两国合作不断深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机遇的同时，也使当地社会对华人新移民更关注，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成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来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进程如何交织互动？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多元一体”的族群政策有怎样的背景、内容和特点？新加坡的“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何不同？ 刘宏：我认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体现了“多元一体”的特征和追求。“多元一体”这个概念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来的，他从三个层面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点：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汉族在从分散的多元向一体转变过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层次的认同并行不悖，各自发展自身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  新加坡街头的春节灯光秀。Ore Huiying摄新加坡的“多元一体”跟中国有些类似，但也存在显著差别。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唯一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华人占总人口的75%左右，但华人及其语言文化并未作为从多元到一体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种族语言的基础上，采用英语作为通用语并以多元文化为核心来凝聚整个国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体”，“多元”是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体”是指一体的国家身份认同。这不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础，也构成国家对新移民社群的总体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两个逻辑，一是经济和人口逻辑，新移民可以补充对新经济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也能协助应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二是政治和身份认同驱动的逻辑，它要求新加坡确保新移民紧密地融入本国具有多元种族特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 以上述两种逻辑为考量，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动包括华人在内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种族社会中，推动并强化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同时也鼓励他们与中国及其他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跨国商业网络。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华人新移民在建立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同时面临“本土化”与“跨国性”两个进程，这两个进程如何交织互动？ 刘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时面临着两个社会进程，即“本土化”与“跨国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华人移民因适应海外移居国社会而产生的一系列调适与变迁。跨国性是移民形成并维持其连接移居国与祖(籍)国的多重社会关系的机制和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的本土化与跨国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戏”，而是相互促进、彼此推动的。华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国的同时，也在家庭、生活、事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本土化与跨国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华人新移民还是以融入新加坡社会为主要导向和目标。 我们所说的“双重嵌入”是将社会学的“嵌入”这一概念置于移居国和祖(籍)国双重视野之下，探讨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国性这两大进程如何彼此交织与互动。以新加坡华人群体中的新移民企业家为例，推动新移民企业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双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两国相对开放和不断改善的移民政策。作为移民国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随着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断增长，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动新移民融入本土社会的步伐。二是新中两国相邻的地理因素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合作环境。新加坡政府奉行开放型经济政策，注重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对于华人新移民以及与中国在经济上联系互动持积极态度。近年来中国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资工作也不断完善，针对海外华人投资创业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励他们参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三是新移民企业家与老一代华商相比，有更强的双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众来到寺庙向观音菩萨祈福。NurPhoto/视觉中国 供图中新社记者：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帮助华侨华人融入住在国社会和搭建与祖(籍)国联系方面分别起到怎样的作用？ 刘宏：海外华人聚集区会自发形成华人自我管理的社会形式，组成华侨华人联合会、华商会、同乡会等社团。传统的华人社团大多是基于地域和亲缘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团成员来自中国不同区域，社会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华人社团在帮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国和联系祖(籍)国两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华人新移民团体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协助会员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助推新加坡与中国的商业贸易合作等。我对华源会成立以来至2019年期间举办的263项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与融入当地有关和与祖(籍)国有关的活动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但以前者更为显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会也有类似的发展轨迹。虽然天府是四川的别称，但其会员来自中国各地，天府会各类活动也注重将帮助会员融入住在国和加强会员与祖(籍)国的联系相结合。 作为全球化浪潮与跨界商业网络日益发展的一个方面，新移民社团也推动了制度化网络的建构。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中国成为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新移民社团能更有效地推动两国间交往，在跨国商业网络建构过程中起到桥梁作用，使华人新移民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了解两种制度、两种文化的优势，进而成为中国企业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时将国外的一些先进经营管理理念带到中国。  华人在新加坡跳广场舞。朱迪锋 摄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华人的“社会认同”？近十年来新加坡华人的社会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中华文化如何影响华人身份认同的构建？ 刘宏：谈到社会认同，其经典的定义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观念，它是团体增强内聚力的价值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新加坡华人社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问题，即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塑造、培育和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和内部凝聚力。 近十年来，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华人新移民的社会认同发生了一些转变，在延续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时，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认同转移。与此同时，祖籍地联系以及全球商业网络依旧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学生参观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基地——新加坡晚晴园，了解辛亥革命历史。苏丹 摄这种变化其实是很自然的现象，大部分的新加坡华人在当地出生，与祖(籍)国和家乡的地缘联络有所减弱，但文化上的牵绊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儿出生证上的父母籍贯标识，在接到很多民众特别是华人民众和社团的反馈后，移民局决定9月1日起把籍贯这一包含深厚历史文化意义的标识重新加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对华人的影响是深刻且长久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经过两百年的发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国和东南亚的因素，呈现出本土化特点，形成了有特色的华人文化，表现在语言、文化、习惯、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华人依然保持着过中国传统节日的习惯，但节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国文化特征(如捞鱼生的传统)；语言方面，新加坡华人日常使用华文时也会加入一些英文或马来语词汇等，逐渐形成植根于多元种族社会中的充满活力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同时，政府也认同华人文化是新加坡社会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不同方式注重保留、传承和推广中华文化。(完) 受访者简介：  刘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陈六使讲席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亚洲治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国际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专著和100多篇学术论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与亚洲实践》(2020)、《国际化人才战略与高等教育管理》(2020)、《亲爱的中国——移民书信与侨汇(1820-1980)》(2022)、《移动的边界——跨国文化、教育与认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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